艺术家用反讽的虚拟表达构建真实的“网红”

两年前，生于阿根廷的艺术家阿玛利亚·乌尔曼作了一个决定：花4个多月的时间，通过在上发照片的形式，把自己打造成一名“网红”。随后，她上传一系列堪称信息量很大的自拍照片，有的精心打扮，有的衣着暴露，还包括自己上钢管舞课程、做隆胸手术的经历，甚至还经历了失恋后吸毒、戒毒然后回归正常生活的过程。

当然，这一切都是假的。在乌尔曼这场行为艺术的后期，她的账号已经收获了近10万粉丝，成为真正的“大V”。然而，乌尔曼的“揭秘”让粉丝大吃一惊：“一切都是按照剧本走的。我用了一个月时间做调查，这个剧本包含开端、高潮和结尾。我染了头发，换了穿衣风格。我在演戏：那不是真实的我。”

艺术家用反讽的虚拟表达，构建了一个真实的“网红”形象——那些粉丝可没有一个是买来的。这似乎告诉人们，只要掌握规律，精心准备，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网红”。

尽管缺乏相关数据，不过整体印象足以佐证：在各个网络社交平台上的“网红”群体中，女性比例要远远高于男性。正如乌尔曼所演示的那样，美女“做什么都是对的”，这反映了互联网简单粗暴的审美逻辑。这些“网红”为了维持活跃度，必须天天晒自拍，换不同的衣服，不经意间露出名牌的商标（很多其实是巧妙的植入广告）。吃美食、健身、旅行、与宠物合影也是“网红”吸睛的常用手段。

单单依赖身体当然是肤浅的，何况一些志在成为“网红”的人未必都有良好的外貌条件。于是，像许多营销方式一样，“网红”也需要讲述一个故事。乌尔曼表演的失恋后吸毒，然后又走出阴霾戒毒成功，就是一个心灵鸡汤味道浓厚的故事。当然，更经典的故事可能发生在中国——前不久“网红”“童瑶”东窗事发并以骗捐被刑拘后，人们才知道这位昔日的“知乎女神”原来是一名男青年，文章中描述的青梅竹马的爱情经历更是子虚乌有。

除了身体和故事，“网红”还需要掌握用新媒体语言与粉丝沟通的技巧。有别于在传统领域出名的人，“网红”往往以草根姿态示人，也志在成为草根喜欢的人。无论是乌尔曼所扮演的初次来到美国洛杉矶的乡下女孩，还是“童瑶”不厌其烦地在知乎上解答情感问题，做每个人的网络闺蜜，都是“网红”与粉丝拉近距离的方式。“网红”和宅男是天生的搭档，后者成就了前者，前者则丰富了后者的业余生活。

当然，并非所有的“网红”都是为迎合粉丝的娱乐、刺激、偷窥、臆想以及看客心理而生的。我认识的几位网络红人，都是通过自己的才华获得粉丝认可。比如经常在微博上发表手绘画的同学L，就是通过画笔下的各类植物逐渐积累了数万粉丝，更因四川雅安地震后一幅为灾区祈福的作品而走红；在媒体界深耕多年的学长T，则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以《西游记》、金庸小说等文学作品为素材评论时事而成为“网红”。

在传统媒体时代，一个人是否“红”不仅要靠自身的努力，也取决于意识形态、权力组织、传播机构是否给他红的机会。而在新媒体环境中，过去出名所需要的中间力量已不再是必需品（当然这些力量仍在持续地捧红一些人）。从这个角度看，“网红”现象是网络社会运动的表现形式之一，它至少传递了相应社会群体的一类意志。尽管良莠不齐并且与商业利益关系暧昧，但是“网红”现象真切地勾勒出一个平等而自由的互联网世界。

乌尔曼的试验也告诉人们一个普遍的基本事实：成为怎样的“网红”是你自己的选择。表演有开始，有结束，“网红”有红的日子，也有过气的一天。选择用怎样的方式让人记住，事关姿态和尊严。其实，尽管乌尔曼给自己的“网红”事业画上了休止符，但是她扮演“网红”并与粉丝互动的整个过程，无疑成为个人创作生涯中无法忽视的一件作品，这是不是让她更加红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