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嗣治，永远的异乡人

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这样描述一战与二战之间，这个正处于「黄金年代」的巴黎：「巴黎永远没个完，每一个在巴黎居住过的人的回忆，与其他人的回忆都不相同。巴黎永远值得你去，不管你带给她什么，你总会得到回报。」

巴黎的文化，通常被穿城而过的塞纳河所划分。在塞纳河右畔，是激进的超现实主义团体，居住着布勒东、艾吕雅、阿拉贡等超现实主义文学家；而在塞纳河左畔，则是离开故国，来巴黎闯荡的艺术家们。他们渴望着在这座兼容并包，又高手如林的城市中，获得一席之地。

由于背井离乡，身份的得失通常成为隐藏在艺术家作品背后的原动力。「贵公子」常玉，尽管在巴黎社交圈如鱼得水，对待画商却采取「不合作」的方式，最终在蒙帕纳斯的工作室，因煤气中毒而去世。他的作品，也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才被画坛重视。

与常玉不同，藤田嗣治这位「巴黎的宠儿」，极盛时，能使毕加索在他的画前，驻足三小时之久；而他极衰时，却被贬为歌颂战争的帮凶，被故乡日本抛弃，在巴黎逝世。他应该是最能阐述这种「身份的焦虑」的人。

1886 年，藤田嗣治出生在东京，是一个标配的「高干子弟」：母亲是幕府官宦家庭的女儿，父亲是当时日本陆军军医总监，兄长藤田嗣雄是法学教授。由于母亲的过早离世，他的父亲藤田嗣章，对他的管教格外严苛，并且希望他将来能够子继父业，成为一名令人尊敬的医生。

自画像，1931

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家教，往往是一对奇妙的化学剂。14 岁的藤田嗣治用信件的方式，向父亲大人坦白了自己的理想：「我想成为一名画家，请让我做喜欢的事，我一定会成功给你看。」

他有志气，艺术缪斯也有眼光。这一年，巴黎万国博览会召开的前夕，日本当局挑选了少年藤田的一幅水彩画，将它拿到巴黎展出。能让万博会抛出橄榄枝，他的天才必定是耀眼的，他的个性也必定是特立独行的。

猫

1905 年，藤田嗣治考入东京美术学院油画系。他的老师黑田清辉，以明亮外光的印象派式的画法，为日本艺术家所著名。但叛逆的藤田不吃这套，他心中有自己的美的法则：

「指导我的黑田清辉老师说，要将黑色颜料从调色板上排除出去，这是不可理解的。我们作为东方人和日本人，熟知黑色的韵味，作为生命的黑色，为什么不能在油画中使用？我很快就决心在日本人的油画中，使用黑色。」

1913 年 6 月，大学毕业的藤田嗣治，终于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程。到达巴黎后，因为手头拮据，他住在房租相对便宜的蒙帕纳斯「Cite Falguiere」中。同住在这里的，还有莫迪里阿尼和苏丁等人。

在蒙帕纳斯，他的西班牙画家朋友尔蒂浊·德·扎拉特，带着他参观了毕加索的画室。众所周知，在 20 世纪初，以毕加索为中心的一批画家，在蒙马特高地掀起了现代主义的浪潮，并创作了第一幅立体主义作品《亚维农少女》。

毕加索《亚维农少女》

毕加索的作品，让藤田嗣治感到了极大的震撼，甚至可以说，动摇了他所持的艺术观。尽管在日本修读油画时，他对印象派的创作手法和视觉方式并不很赞同，但他毕竟是在日本国内美术学校，接受过系统油画教育的学生，印象派对他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

而在巴黎，他亲眼看到了「以新的形式毫不犹豫的大胆革命」，他决心立刻放弃在日本学到的印象派画风。从毕加索的画室回到家，他就将黑田清辉老师指定的画具，砸得粉碎。

自画像，1936

初来乍到的藤田嗣治，不懂得巴黎艺术圈的运作机制。没有打开他的社交圈，也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艺术品商人，买他画作的人因此寥寥。没有收入来源的画家，只好变卖自己的家具和生活用品，来换取生计，在冬夜只好烧自己的画材取暖。

他标志性的「西瓜太郎」式的发型，也是在潦倒的那时剪的。起初修剪的原因是他付不起去造型店的费用，于是只好自己动手，采用了这个傻瓜式的锅盖头发型。这个发型就像是他在巴黎文艺圈的个人符号，再加上那副圆框眼镜，他的形象，已然令人过目不忘。

自画像，1922

想要在巴黎扬名，拥有一个奇特的造型远远不够。艺术家总得学会经营自己，换句话说，兜售自己。他开始出入舞会，结交更多的艺术家和模特。

有时他穿着和服，有时穿着希腊服装，自称为「蒙帕纳斯的希腊人」，有时甚至穿着女装。不久，巴黎就记住了这幅东方面孔。朋友们唤他为「FouFou」，在法语里的意思是「迎合他人的人」。

与巴黎的生活相互磨合的同时，他也在磨合自己。接触到了毕加索、卢梭、苏丁、莫迪里阿尼等一众画家之后，他开始寻求艺术上东西方的融合。

与从前在法国留学的徐悲鸿、林风眠不同，传统的学院教育对于藤田嗣治，毫无吸引力。每天 24 个小时，他有 14 个小时的时间呆在画室，研究、练习他认为的自由的风格。休憩的时候，除了社交，便是到卢浮宫去看画。

莫迪里阿尼作品

藤田嗣治在形成自己的独有风格之前，在各式各样的风格和流派之间徘徊。他练习过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仿照卢梭创作过风景画。而对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莫迪里阿尼。

在藤田嗣治的许多人像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莫迪里阿尼式的，削长扭曲的脸型、色块平涂的眼睛，和曲线灵动的身体。在他的若干雕刻中，也可以看到莫迪里阿尼带给他的巨大的影响。

1917 年，藤田嗣治在巴黎举行了他首次个人画展，在此次画展上，毕加索在他的画前驻足了三个小时，这对他无非是莫大的鼓励。

这次展览的，主要是以线描为主的水彩画。在这些画中，我们仍可以看到鲜明的莫迪里阿尼风格。但与莫迪里阿尼不同的是，他的画作色彩更明朗，线条更清晰，人物动作更柔和，背景更平静，整体就像是换上了西方人面孔的浮世绘人像。

甘纳罗西塔，1923

西方世界显然对藤田嗣治这种，将浮世绘和西方绘画技法结合在一起的风格，非常感兴趣。如马奈、毕加索、梵高、高更等后印象派的画家们，也已经就如何结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画法，进行了长久而颇有成效的实验。

有了这些前人的铺垫，藤田嗣治日后的大放异彩，是可以预知的了。藤田嗣治来到巴黎的这个选择，是何其精准啊，巴黎与他是互相成就的。

侧卧的吉吉，1922

真正使他在巴黎名声大噪的，是 1922 年的法国春季沙龙展会。他的一幅《侧卧的吉吉》，吸引了全巴黎人的目光。

藤田笔下「乳白色的裸女」的名号，也遍布了巴黎的大街小巷。在传记电影《藤田嗣治》的开头，卡车正载着藤田嗣治的一幅裸体画驶向画廊，连路边卖水果的小贩见到，都能认出这是藤田的作品，甚至能说出画中模特的名字——当时被称作「蒙帕纳斯的女王」的「吉吉」。

侧卧的吉吉，1922

东方人自古以来喜爱肌肤白皙的美人，庄子《逍遥游》形容姑射山的神女是，「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白居易形容杨贵妃是「雪肤花貌」；日本的歌舞伎在表演时，从脸到脖颈都会涂上歌舞伎白粉。

藤田嗣治从此以「藤田白」在巴黎画界驰名。对这种描绘裸女的方法，藤田嗣治说，在着手创作女性裸体画时，他想开拓前人未曾涉及的新天地、新想法，「我们的祖先铃木春信、喜多川哥麿，都曾描绘过妇人的肌肤。我既为日本人，理应踏着先人的足迹，去描绘人的肌肤。」

横卧的裸女与猫，1923

西方画家在寻找新的色彩表现时，往往寻求的是，如何以令人过目不忘方式运用色彩，如何突破古典绘画的「真实」，寻求强烈的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的色彩呈现。

而作为东方人的藤田嗣治，更多的思考是「无色彩」（黑与白）和画作本身的关系。因此我们在他的众多裸女画中，可以看到乳白色肌肤与黑色毛发的对比，是如此鲜明，又是如此和谐。

女人像，1926

从日本漂洋过海而来的「异乡人」藤田嗣治，在此时终于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他画中别人的影子越来越少，更多是他个人审美内的东西。藤田嗣治成为了「巴黎的宠儿」。他用东方人的情思，和东西方完美平衡的绘画，征服了巴黎。

192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箭在弦上，藤田轴心国公民的身份，多少让他在巴黎有些尴尬。于是在当年，藤田嗣治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日本，举办了多次个人展览。之后他又前往南美，边旅行边画画。战争爆发后，他回到日本躲避战火。

Moine Boudhistes Dans Un Temple，1928

艺术一旦沾上政治，就难以摆脱政治带来的阴影；政治一旦开始操纵艺术，就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滥用。

在当时，日本军政府将艺术作为宣传政治、鼓吹战争的工具，成立了一个「大日本陆军从军画家协会」。这些被挑选为「从军画家」的画家们，被派往中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地进行「写生」，借以鼓舞军人士气。

Chat couturier，1927

藤田嗣治作为「从军画家」的这段经历，使他获得了祖国的短暂的承认。他的一些画作，如《哈尔哈河畔的战斗》，用他高超的技巧，表现了日本军队的勇猛气势，赞美着胜利的时刻。而他的另外一些画作，如《阿图岛玉碎》则表现的是伤亡惨重的日本军民。

如果说前者，或许带有迫于当局而不得已的缘故，那么后者应当是他真实的感情流露，他说过：「在战争中，我只为那些可怜的士兵而画。」

阿图岛玉碎

二战后，日本美术界开始清算这些艺术家的责任（要我说，真是有些忘恩负义）。朝日新闻曾经撰文批评他：「不惜出卖自己的艺术资质，堕入平庸的写实泥潭，对军部阿谀奉承、卑躬屈膝……这种娼妓式的行为，不仅是他自身的耻辱，也是对全体美术家的耻辱。」

对祖国失望了的藤田，对此的评论只有一句：「画家之间不要争吵，祝愿日本画坛早日达到国际水平。」1949 年，他返回巴黎之后，再也没有回到过日本。他说，「不是我抛弃了日本，是日本抛弃了我。」

回到巴黎之后，曾经的「巴黎的宠儿」在此时，已不像此前那般得宠。人们对法西斯的仇恨，转嫁到艺术家的身上，曾经的艺术好友纷纷远离。处在夹缝中的藤田嗣治，又回到了他当初刚到巴黎的境况。

在身份上，他是「日本人」，而日本已经唾弃他了，巴黎是他的第二故乡，而此时的巴黎也以刽子手的帮凶的眼光，来看待他。

究竟应该维持「日本人」的身份，还是应该成为「法国人」？藤田选择了法国，因为相比有些疏离的法国，对于日本他已经毫无眷恋。

「我归来是为了在这里永居；我想死在法兰西，然后葬在蒙帕纳斯公墓，莫迪里阿尼的旁边。」

仿佛是一种「看透」，步入老年的藤田嗣治，将自己沉浸在宗教画当中，并且加入了若干慈善组织，试图抹平过去留给他的伤痕。

73 岁之后，藤田嗣治正式受洗成为了基督徒，加入了法国籍。从此之后，他是「法籍日裔画家伦纳德·藤田·嗣治」，住在巴黎的郊外，创作宗教化和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还造了一座小教堂，为它创作了壁画。

1968 年，他被安葬在了这座名叫「和平圣母」的教堂中，虽然不是莫迪里阿尼的旁边，但也至少是一个较为完美的句点。

电影《藤田嗣治》的一句自白，也许可以概括他的大半生：「我越是行事乖张，活得越是疯狂，就越接近真实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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