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读书,如何读得更好
来源:杭州网
学期即将收尾,义乌市佛堂镇初级中学,初三学生刘博川、刘诗雨正紧张准备期末考试。去年秋天,他们从江西弋阳县一所初中转学到佛堂镇初级中学,和在义乌创业10余年的父母团聚。如今,姐弟俩不仅融入新环境,学习习惯也有了较大改进。“一家人在浙江扎下根了。”父亲刘旺街说。
2025年,浙江为持有居住证的农民工随迁子女100%提供义务教育公办学位。这意味着,不限省内省外,不设户籍门槛,不以社保缴纳情况作为入学前置条件,凭浙江省居住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即可在居住地就读公办学校。
但记者调研发现,受教育成本、生活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少家庭面临“不敢读、融不进”等困境。
这一难题如何破解?社会各界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近日,记者前往浙江多地开展调查。
求学路上的成本之困
35岁的云南籍保安张云来到杭州已有5年。年关渐近,老家的3个孩子频繁打来电话。“爸爸,过完年我们能一起去杭州吗?”声音里的期盼,让他心里发酸。
去年,妻子也来杭州务工。虽说两人月收入过万,但夫妻俩目前住在宿舍,生活不便,于是选择将孩子留在老家。
“谁不想把娃接来身边?到大城市读书,肯定比在老家农村好啊。”可真能接娃进城读书了,张云又犹豫了:城里的吃穿用度、孩子的学习开销,能不能负担得起?
“能读不敢读”背后,隐藏着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城求学的困境:政策打通了“进得来”的通道,这些家庭却难以翻越“读得起”的成本高山。
其根源在于,教育不是一件孤立的事,还连着住房、资金等一系列“配套”。想要享受城市优质教育,就必须承担随之而来的城市生活成本和压力。
目前,浙江已实现持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入(转)学100%公办学位保障。2025年全年,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收13.2万名持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其中1.12万名从民办学校转入。
政策的红利实实在在,但实际情况是,仍有不少家庭选择放弃。记者发现,部分家长没有让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是因民办学校离居住地更近,生活更方便,而更多家庭则是在详细了解城市生活状态后,被两座成本的高山拦住脚步。
第一座高山,是实打实的生活开支。
淳安县委常委余飞算过一笔农民工家庭生活“成本账”:三口之家依靠打工,家庭年收入约10万元,房租、三餐等开销每月4000多元,再加上生活用品、学习资料等杂项,全年仅刚性支出就超6万元,“如果夫妻仅有一方工作,很难承担进城求学的附加成本。”
第二座高山,是家庭的“隐性成本”。这在大城市更为明显。
不少随迁子女父母忙于工作,难以保证高质量陪伴。这导致部分孩子缺乏稳定情感支持和行为模仿对象。“不是不想带娃一起看书,而是真的抽不开身。老人不在身边,如果找个轻松的工作,或者在家带娃,靠一个人的收入又负担不了一家子的开销。”一名家长表示。
不少学校也感觉压力倍增。
“2025年秋季学期,学校一下接收了21名随迁子女入学,分别来自13个省份。”杭州市某中学校长坦言,由于不同省份教材版本和教学进度不一致,转学生知识结构存在缺口,去年11月的期中测试,近三分之二的转学生成绩不佳。
为了帮这些孩子跟上节奏,任课老师投入大量精力辅导。可一些孩子还是因跟不上、不适应等,产生焦虑、自卑情绪,给班主任、学校管理者带来了挑战。
好的政策如何真正惠及群众?横亘在随迁子女求学路上的无形门槛,究竟如何打破?
精准施策,解决后顾之忧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浙江省外流入常住人口达1618.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5.1%。
能否满足农民工随迁子女“有学上”“读得好”等诉求,关系着浙江能否持续吸引人口流入,关系着产业高质量发展,更是检验改革发展成果能否惠及全民的一个窗口。
打破无形门槛,首先要强化学位的精准供给能力,解决“不愿转”的问题。
“对来浙务工、没有老人帮衬的家长来说,判断学位好不好,并不完全看它是不是名校,更重要的是能否就近照顾、陪伴孩子读书。”温州市教育局基教处相关负责人说。
温州工业园区周边学校的学生中,随迁子女占比达68%。为了让学位配置精准贴合务工家庭就近入学需求,当地挖掘存量学位的同时,联合园区管委会新建、扩建3所公办中小学,新增5200多个学位。
近日下午5时,乐清市北白象镇大桥工业园区的下班铃声响起。身穿工装的刘芳准时下班,朝着不远处的学校走去——女儿李萌萌放学时间恰好比下班时间晚20分钟,这足够她慢悠悠走完厂区到校门的那段路。
就在一年前,女儿还在老家由老人照顾,刘芳一年能见上孩子的机会很少。去年秋天,刘芳办好入学手续后,女儿来到温州,与上千名随迁子女一同进入北白象镇第四小学就读。
要打破随迁子女入学的“无形门槛”,除了政策层面的推动,更需要提升配套服务的质量与温度,让家长不再“不敢转”。
北白象镇第四小学校长徐寒冰介绍,全校1133名学生中,90%以上是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考虑到不少孩子的家长晚间上班、做饭不便等困扰,学校特意增加午餐供应,让孩子吃好吃饱。
在家长们看来,这所建在厂区旁边,既贴心安排时间差又让孩子吃好饭的小学,正是为务工家庭“量身定制”的。
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提供学位,既是吸引省外人口流入的方式,也是推动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聚集的载体。因此,多地除保障随迁子女入学,还推出个性化举措,整合安居、就业等服务,实现全链条配套服务。
比如,淳安的“安居优教”计划,由县政府牵头,通过教育领域改革,打破部门壁垒,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一体供给。进城陪读的家长,既能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补贴,还可以在人社部门协助下找到合适工作。
青溪新城小学二年级学生方梓妍,去年上半年还在淳安安阳乡的乡村小学读书。看着身边同学陆续进城求学,她满心羡慕。可父母在淳安打工,经济条件有限,这份心愿屡屡搁浅。
去年夏天,村干部的一通电话带来了转机:“县城两所小学提供免费宿舍,每周还有校车往返接送!”
为打消就读家庭后顾之忧,淳安还同步推出保障房、来料加工、共享菜园等多元服务。以住房为例,进城就学家庭可申领保障性租赁住房补贴,一套65平方米的房子,政府每平方米每月补贴10元,算下来每月能省下650元租金,大大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
硬件配套破解难题,软性服务则温暖人心。
杭州市临平区推出“教育直通车”服务,组织40多名工作人员提前3至6个月入企宣讲,精准解答家长疑惑;宁波慈溪市开设家政服务、手工制作等免费培训班,帮助1800余名陪读妈妈就近就业;多地还推行教育补贴、学杂费减免等举措,进一步降低家庭经济负担……
当然,调研中还有学校表示,一些孩子进城就读后仍面临学业衔接不畅、环境适应难等问题。而这也成为各地持续优化服务的新方向。
让好的政策成为长效之举
2025年底,杭州市拱墅区教育局的一间会议室里,13所中小学的负责人围坐一堂,参加教育质量提升座谈会。
其中,既有文澜小学、观成武林小学、卖鱼桥小学等老牌名校,也有莫干山路小学、北秀小学等接收随迁子女的主力军。虽生源不同、校情各异,但大家的发言指向了同一痛点——随迁子女的融入难题。
“补上学业的差距相对容易,解决文化与习惯的冲突很有难度。”某中学负责人坦言,部分转学生规则意识相对薄弱,对学校原有秩序产生了新的挑战,更让人头疼的是,一些家长因长期分离产生补偿心理,让家校协作屡屡“拧不成一股绳”。
记者走访10余所学校后发现,融入不畅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在凸显。这也是现阶段,各地面临的更深层次困境:政策上,已完全实现随迁子女身份融入,但从实际看,心理上的融合还有待提升。
如何让孩子们真正“读得好”“融得进”?
拱墅区教育局从教育评价“指挥棒”入手,探索育人层面的改革。该局相关负责人分析,中小学高段的教学质量测评,若将学业基础薄弱的随迁子女成绩全部纳入班级考核,会给教师带来绩效压力,加重学生课业与心理负担,与“促进融入”的初衷背道而驰。
为此,他们正着手研究优化评价机制,对测评计算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例如,对成绩末端一定比例的学生数据特殊考量,不直接纳入班级或教师考核。“这并非降标,而是创造‘缓冲期’,为教师松绑,也帮助学生卸下思想包袱。”该负责人说。
作为教育主阵地的学校,也在主动求变。
不久前,杭州市临平区育才望山小学一场“小伢儿游中国”庆元旦主题活动,让五湖四海的孩子上台展示家乡美食、民俗。这几天,学校还特意征集“家乡菜心愿”,计划下学期让熟悉的味道飘进食堂,通过美食进一步拉近学生、师生间的心理距离。
不过,创造良好教育环境不只是政府、学校的义务,还需要全社会协同努力。
杭州某学校负责人坦言,因待遇、编制等问题,学校一直缺乏专业心理医生,面对孩子因适应困难产生的焦虑情绪,往往只能靠班主任“凭经验疏导”,难以做到专业精准。
“要警惕‘新留守儿童’现象出现。”浙江师范大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高质量育人综合改进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殿兵指出,这种现象表现为子女虽随迁至浙江,但因家长工作忙碌,孩子实际仍处于“情感留守”状态。
在陈殿兵看来,在推动随迁子女教育融入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孩子的融入情况,还要系统推动整个家庭在身份、心理与文化上的全方位融入。
一方面,学校与社区应主动搭建“家校社”协同平台,帮助随迁家庭更快适应本地教育生态。各地可结合“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建设,将相关政策和服务信息通过社区、学校等多渠道精准推送;另一方面,妇联、工会、公益组织等群团组织,也尽量为随迁子女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
此外,真正实现“投资于人”,还需在财政保障层面探索更科学、更合理、更有效的机制。“浙江已在省级层面实现教育经费随人流转,但全国范围内的制度协同仍待推进。”陈殿兵建议,构建全国性流动儿童教育经费动态流转机制,逐步推动公共教育经费与户籍脱钩,为随迁子女在流入地获得优质教育,提供可持续的财政支撑。
政府、学校、社会三方拧成一股绳,精准补齐资源短板,解决现实问题,才能让每个进城读书的孩子真正在心理上、文化上扎下根。
孩子向阳成长,我们的城市才能持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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