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清初的文人画坛上，有两个风格迥异，但影响力都极大的画派。一派是由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huī）组成的“四王”；另一派则是由石涛、朱耷（八大山人）、弘仁、髡（kūn）残（石溪）四位僧侣画家组成的“四僧”。

虽然放到今天来看，“四僧”的品味广受美术史学家的肯定，但在当时，最受追捧的还是“四王的”作品。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四王”中的领袖人物，王时敏。

王时敏出生于名门望族，祖父王锡爵在明朝担任内阁首辅，位高权重。王时敏从小喜欢画画，遇到名画真迹，只要喜欢，王锡爵便不惜重金，买来给孙子临摹观赏。

有一次，王锡爵为了给王时敏买一副北宋李成的《山阴泛雪图》，花费了 400 多两银钱，这在当时，相当于中等收入人家一年的生活费。

王锡爵更是嘱托大书画家董其昌，作为王时敏绘画的启蒙老师。那个时候，董其昌已经当过皇长子的讲师，名气很大。王家也是高门大户，因此董其昌给宰相之孙当老师，也可谓门当户对。

董其昌也很喜欢这个少年，并悉心加以教导。王时敏 12 岁那年，董其昌还专门为他画了一套画稿，作为临摹的粉本，里面有王维、荆浩、董源、米芾、范宽、李成等历代名家的树石图形，还有笔法要点的总结。

年少时的经历，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王时敏学画便从摹古入手，这对他日后形成的仿古绘画观念，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奠定了他一生艺术的发展方向。

中国人历来重视出身，师门厉害，徒弟也会被高看一等。王时敏能够师从当时领衔画坛的董其昌，加上个人的天分和努力，年纪轻轻就成了画坛新锐。待董其昌去世后，更是成为新时代的领袖人物。

王时敏一生经历了明清两朝。他在明朝生活了 54 年，又在清朝的统治下生活了 36 年。18 岁那年父亲去世，次年爷爷王锡爵也去世了。按照朝廷惯例，王时敏顺势继承官位。

但是，大明王朝的气数，此时已将走到尽头。王家四代为官，对政治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王时敏见大势已去，决定退隐。49 岁时，王时敏决定辞官，并开始专心绘画。

可是好景不长，清兵迅速南下，安逸的日子很快就被打破了。说来不可思议，像“四僧”这样的贫民百姓，面对国家危亡，尚会参加抵抗。可是王家这样四代为官的家族，心态却很平和，可能他们也已经看清了明朝腐朽的真面目。

所以当清兵打到家乡太仓时，王时敏作为当地的领袖，便带着全城百姓归顺了清朝。以儒家观点来看，王家一定是要背千古骂名的。可如果从今天人道主义眼光看，王时敏保全了一城百姓的性命，也许更容易理解一些。

但无论如何，归顺一事，还是给王时敏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入清之后，王时敏闭门不出，隐居书画，留下的绘画作品也明显增多。

王时敏这一时期的作品，以诗入画，借画品诗，古人的各种画法，王时敏信手拈来。尤其是在用色方面，打破了水墨、青绿、浅绛、没骨等画法的条条框框，用色用墨老辣深沉。

事实上，受董其昌影响，王时敏自幼走的便是临古摹古，追求传统趣味的笔墨之路。他认定仿古是绘画的最高原则，绘画要处处看齐古人的经典样式。而那些同时期自出新意的画家们，在王时敏看来，都属于野路子，不可取。

清初“四王”的另外三位，王鉴是王时敏的子侄辈，两人的绘画思想相当一致。王翚（huī）是王鉴的学生，也受过王时敏的指导。王原祁则是王时敏的孙子，更是与他一脉相承。

清初“四王”的活动时期，前后跨度非常大。从王时敏出生的 1592 年算起，到最后王翚离世的 1717 年，前后 125 年。他们共同信奉的摹古一派，成为了清朝初期的主流画风。

与其说“四王”引领了时代的审美，不如说是时代选择了“四王”。清朝初期，满汉矛盾十分激烈，统治者需要缓和对立，就请汉族文化名人出任朝廷命官，表示自己对于汉文化的友好。

“四王”就是绘画领域的不二选择。一方面，“四王”传承的是董其昌的画坛正脉，有一定的威望和规模；另一方面，“四王”对于清朝的态度是合作的，而且“四王”绘画中，那种安稳典雅的感觉，确实比个性古怪的“四僧”画风，更符合清廷的需要。

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看，清朝总的文化走向，就是喜欢集大成的时代。编撰全唐诗、四库全书，都是在清朝。

绘画上呢，“四王”的主要工作也是集大成。他们集的是古人的笔墨。不像宋人，追求如何真实的表现自然；也不像元人，追求如何更好的抒发内心。“四王”热衷的，是如何提炼古人的笔墨样式。

当然，“四王”提倡的仿古，显然也限制了很多人的个性创造，大家在家里闭门造车，使得山水画成了一种千篇一律的程式存在，在我看来，这也是“四王”存在的时代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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