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书单
第三年写书单了，希望坚持下去，天假以年，写满一个甲子，像当年丰子恺先生一样，作《护生画集》为众生祈福，宏愿一发，六十年圆满。
读了一些历史，擦拭尘埃里的镜子，折射出未来的轮廓；读了一些前辈学人的回忆，看他们面对时代的困惑，万幸远离或是不幸卷入漩涡，跌宕中同自己相扶携；读了一些行纪，在接连不断的红红黄黄红红封控中，带着大胆与反抗，探索了许多新地。
这些书，每一本，都是我的陈酿。
《零年》、《剧变》、《沿坟墓而行》、《胡适口述自传》、《四十自述》、《唐诗选注》、《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北京城杂忆》、《未带地图的旅人》、《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
《蒋廷黻回忆录》、《叛逆的帝国》、《对峙与博弈》、《染血的勋章》 、《和平的进击》、《美国人—民主的历程》、《北欧—冰与火之地的寻真之旅》、《创造日本：1853---1964》、《现代日本》、《太平鬼计》、《不确定的遗产》、《英国通史》... ...
01
《零年》
伊恩·布鲁玛 Ian Buruma
作者生于 1951 年的荷兰海牙，曾在荷兰与日本求学，现在美国作教授，是日本和中国的研究专家，但这一本却是讲他的西欧。
《零年》从 1945 年的二战“结束”讲起，战后的人们发现，结束的只有枪弹横飞的战争，各种不同的图景，在城市和乡村的废墟上一一展现，“欢腾”、“饥饿”、“复仇”、“回家”，人们的各种需求，各种情绪，混乱而随意地表达。
早已解放，却无限疲惫的法国人，唯一战时遭受饥荒的荷兰人，等着因为自己所为或因为国人所为而遭受惩罚降临的德国人，被赶出捷克、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上千万无处可去的日耳曼人... ...
还有教科书里看不见的阿尔及利亚人、越南人、哥萨克人、因为不同信仰而导致民众双向迁移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就像一个早期版本的印巴分治的痛苦分割），各种景象过于复杂，以至于除了战争罪行以外的善恶，根本无法分清，能看到的只有放肆的报复的和国际政治中的背信弃义。
联合国的最初成立，没有邀请芬兰，因为他们在 1940 年抵抗苏联的入侵，所以不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没有邀请波兰，因为各方对哪一派国内势力是有代表性的合法政府无法一致，苏联让乌克兰独立，换来多一张选票，同意美国拉拢的阿根廷参会，使得白俄罗斯入伙。
混乱之中，正义被狠狠的打了折扣，比如希特勒的金融助手阿布斯（Hermann Josef Abs），比如法国的纳粹同情者欧莱雅，再比如日本岸信介（安倍晋三的外祖父），都躲过了战争罪的惩罚，甚至他们的家族至今都还过着权势喧嚣的生活。
在“零年”之后，我们又见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印巴冲突，巴以冲突，柬埔寨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两伊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等等，直到今年在乌克兰的灾难。“每一场欧洲的战争，都以欧洲人的失败而结束”，书中写道。
所有人都同意过去的惨剧不能重演，但是对于如何确保这一点，则缺乏共识——显然，共识的缺乏，就是一场新的惨剧的起点。
今年还读了他另外一本书，后面也会讲到。
大名鼎鼎的戴蒙德教授的一部新作，书的英文名是 Upheaval，原意指山间突兀的隆起，引申为震荡、危机之意。
书从个人的经验出发，进而拓展到不同的国家，再回到我们个人，讨论在面对或长期或短期的危机之时，有什么可依托的有效对策。书中并无秘笈，可若把每一个方法对应到具体的情境，没准能稍窥世界的真实。
作者在书中写了七个国家，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美国。除了日本以外，戴蒙德都会讲当地的语言或长时间于该地生活，（比如他曾经在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生活工作了十七年），这让他的文字和归纳，比一般的国际学者，多了本地洞察。
对于很多重大的国际历史问题，作为“主流知识分子”戴蒙德，有着不同于西方主流意见的的观点，一种超越国籍的第三视角，比如他对中国经受鸦片战争灾难的同情，比如他对日本战争责任以及战后缺乏反省的批评，比如他指出美国喜欢将自己国家的问题归咎于其他人身上的错误心理，甚至关于北约东扩和乌克兰应对俄罗斯的态度，都殊为少见。
在书中，他还介绍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除了修昔底德陷阱之外的重要规律：米洛斯谈话。书中提到，在今天的韩国，高考成绩排名前 5%的人才能申请小学师资培训——没有哪个国家能只靠“特色”，逃离规律。
戴蒙德在书的前言中，细致的介绍自己的成长经历，让人看到，一位知识分子移民家庭的孩子，在开放社会、良好素质与勤奋好奇的驱动下，可以到达的人生高度与知性的丰富程度，景行行止。
需要指出，这本书的中文版，有一定的小幅删节，但是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加以说明，不知道这是不是早成为今天中国外文书的出版境遇，反而还不如我成长的学生时代。
03
《沿坟墓而行—穿越东欧大地走向伊斯法罕》
纳韦德·凯尔曼尼 Navid Kermani
作者是德国的一位自由作家，凭小说、散文和纪实报道而多次获奖。本书写于 2018 年，作者用五十四天的时间，从德国克隆出发，向东、向南，走过十二个国家，途经柏林、奥斯维辛、华沙、明斯克、基辅、顿巴斯、敖德萨、马里乌波尔、格罗兹尼、巴库、德黑兰... ...
如果你经常看最近一年的国际新闻，你会发现作者几乎是沿着各种冲突的前线在行进，这并非先见之明，只不过那些地方一直都是冲突的前线，有时被战火映亮，有时隐于暂时的和平。
这些城市里，竖着大量的纪念碑，它们既是对反抗与牺牲的哀悼，也是对灾难与仇恨的铭记，而这些哀悼和铭记本身，又成为各地人们身份的一部分。
纪念碑历史里的欧洲各国，都在阴影之下：波兰在德国与俄罗斯的阴影下，斯洛伐克人在捷克和匈牙利的阴影下，匈牙利人在奥地利和土耳其的阴影下，乌克兰人在波兰和俄罗斯的阴影下，一直到塞尔维亚，它周边所有的国家都是背叛者。
作者的身份，除了是德国公民以外，还是伊朗移民的后代，一位穆斯林，他视角中的世界和现实，有了更复杂多元的内涵。
旅途中与他交谈的人，提供着最鲜活的细节与敏锐感受，都有各自不同的观点与语言，但在对话的背后，有着相同的主题——是什么把人们相连，又是什么把人们分隔——读来历史感沉重，但对于观察此在的我们个体，仿佛懂得一切道理，却又无措手足。
04
《胡适口述自传》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
唐德刚先生本人也是位民国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并任教，可算胡适先生的嫡传弟子，专长在晚清史，也花了很多精力做中国口述历史的开创工作，其中最被世人所知的，应该就是这部关于胡适先生的口述自传——
由哥大留存的胡适先生十六次正式的英文录音的演讲稿整理而来，后又经唐德刚根据胡氏手订残稿对照，翻译补注而成，初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两岸关系尚和暖之时，大陆引进刊行。
我读此书，有很多前所未知的见闻。比如胡适的父亲，惊叹于当时政府和士大夫对于边疆之无知，自己从宗族叔伯借钱，游历东北考察边疆，并因此结识大学者、考古学家吴大澂（后世大画家大藏家吴湖帆先生祖父），并参与中俄勘定疆界，后又因此获推举在台湾任知州和统领。
书中还写道，胡适先生是如何因为不堪“苹果分类研究“，而从康奈尔大学的农学系，转到哥大的哲学系学习生（其中提到哥大的楼宇和旧事，读来亲切）；还有他自己治学方法的回顾，对中国新旧文化的比较以及对五四的若干评价。
另一个有趣之处，是唐德刚先生在补注当中，对老师胡适先生直言不讳的各种评论，旁人如观师与弟子隔空的辩驳，唐经常批评胡适那一辈留学生是“少爷小姐”出身的，要做“有成就的学人专家”，而唐认为，现在的留学生应该“和我一样‘没有成就’，但却有个’正当职业’的普通人“，在不同时代和情境下，各辈学人的使命与人生空间之别。
05
《四十自述》
胡适
“太子会是我们家乡秋天最热闹的神会，但这一年的太子会却使许多人失望” 。胡适先生的自述的第一句，简直如同博尔赫斯的小说，令人着迷。
在四十岁那一年（1931），他开始回顾自己的成长和赴美求学之路，并付梓成书。他在序言里说，“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我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们写他们的自传“，他竟然还直接罗列了劝过的学者名流的名字，比如蔡元培、张元济、陈独秀、熊希龄，希望”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印象中，胡适先生的生活一直轻松如意，而实际并非如此。他中学时，很多科目在国内都找不到老师，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博物学等，最初都是只能请日本教员来上课，再由懂日语的同学现场翻译；
胡适还一度由于学习太过辛苦而双耳失聪；他参加第二批庚款出国考试时，虽然英文与国文的成绩位列前十，但是加上他不那么擅长的动物学、物理学之后，就排到了五十五名，勉强进入送出洋的七十名学生之中。
胡适的文字中，显然有很浓的民国初兴的白话文味道，连一些地名翻译都很有特色，比如康奈尔大学所在小镇名叫是 Ithaca, 胡适把它翻译为绮色佳，有机会见过康奈尔秋色绮丽的人都会知道翻译有多么贴切，文字中的神采与徐志摩的”翡冷翠“比肩齐一了。
胡适先生能在各个方面开时代风气之先，在当时一定是个十分前卫的人，这样前卫的人也可以见容于北大，见容于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胡适后来做过驻美大使），见容于中央研究院。
说到中央研究院，上次去台北，特地去拜访了研究院内的胡适先生纪念馆，可惜当日闭馆，行程又赶，也就错过了，一旦错过就不知下次是什么时候。
06
《唐诗选注》
葛兆光
葛兆光老师在文革中的一九七二年，到贵州凯里插队。贵州可算流放者之乡，“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那一带的地方。
葛老师彼时年轻，”在整天打砖做瓦卖苦力的而间隙，仍然生出一些耗不掉的精力来”，偶然捡回几本文学旧书，就开始研究起唐诗史来，还边研究边批判，像什么”缺乏人民性的无病呻吟“、”封建阶级的自我描写“，今天看来荒谬无比，但这些语言在文革中都是表忠心的必备金句。葛老师说”时代扭曲，看什么都会扭曲；时代荒谬，想什么也不免荒谬“。
到了一九九四年，葛老师认真的写了这本《唐诗选住》。看书的名字就知道，这本书和钱钟书先生的大作《宋诗选注》有点“较劲儿“的意思，葛老师自己也承认，”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很奉行，比起那些照本宣科、四平八稳、平庸有余而个性全无的注本来，钱注宋诗实在有味道“。
葛老师的书也是这样，他把《全唐诗》逐个看过一遍，选出唐诗二百八十二首，凡七十八家，以年代排序，从隋末唐初的虞世南，一直到残唐五代的齐己。每篇诗人的小传部分，写得很有特色。
他讲到初唐的王杨卢骆，说四杰都有各自性格上的不足，但”缺陷使他们免于千人一面的平庸，浮躁使他们不甘于众口一词的无聊“，还说是”恰恰是他们的坎坷经历拓宽了初唐诗的表现领域，使诗歌承担了更广阔的责任与义务“，以至于诗人们写出了一大批”音韵铿锵、意境开阔、词语清丽而且气脉流畅的好诗“。
葛老师还提到，有些当年诗名极盛的人，反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诗名渐落，比如常建，开元、天宝年间的诗集中，选诗的数量甚至超过王昌龄、王维和李白，宋代欧阳修也推重常建，可如果不直接提到他的名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很难想起他是谁。
还有一些荒谬的事，比如李贺，他父亲名叫李晋肃，与”进士“谐音，以致李贺为了避讳而不能参考进士，只能做很小的奉礼官员，二十七岁上就怏怏而死，怪不得他的诗总觉“古殿荒园，冷气逼人”，被称为”诗鬼“。
关于杜诗有个细节，这次才注意到：《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一名篇，写在大历五年（公元 770 年）。就在这一年，杜甫离世。
历史学家葛老师在他其他书中写道，我们看历史故事喜欢看帝王将相，风流倜傥，可研究历史就要走到后台去，看他们卸妆的样子。而印度诗人泰戈尔却说，人之一生要坐在舞台前看戏，不要去后台探头探脑，否则会感到幻灭。历史学家和诗人是如此不同，而《唐诗选注》的妙处在于，是历史学家写诗人。
07
《欧游心影录》
《新大陆游记》
梁启超
一八九八年，戊戌。九月，光绪帝被囚，梁启超流亡日本。四年后，他从日本横滨启航，访问了温哥华、纽约、波士顿、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等处，会见当地名流，如银行家J.P. 摩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甚至坐电梯登顶华盛顿纪念方尖碑，访问结束回到日本后，将行中见闻所思，在日记的基础上，写成《新大陆游记》。
约二十年后，一九一八年，梁启超辞去段祺瑞政府的内阁财长一职，赴欧洲考察学习，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会演讲，传回对凡尔赛和约的评论，新闻见报，京城震动，五月四日，学生们走上街头。梁将欧洲所见所思，成书《欧游心影录》。
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逃亡的时候二十六岁；再回国的那一年，已是四十不惑，两书一是文言，一是白话，可窥时代之变。抄录一二如下。
“一到哈特福德（康涅狄格州首府），如入桃源，一种肃穆之气，使人**（脱字二）然意远。全市贯亿浅川，两岸嘉木竞荫，芳草如箦。居此一日，心目为之开爽，志气为之清明”。
“故哈弥儿顿（本华盛顿之书记官，联邦成后为户部大臣，当时第一流人物也，宪法草案，半成于其手——梁原注。）尝云：’当甲兵收息之后，乃能以国民全体同意制定宪法，实可称一异事，吾盖战战兢兢，至睹其成效，而乃稍自安’云尔。谅哉斯言。犹幸也，此宪法成于秘密会议也。苟公议之，则今之所谓合众国者，其终不可得建。宪法草案既布之后，各省议论峰起。以为立此强大之中央政府，则诸省之权利，与市民之自由，将从此危矣。“
“这回德国致败之原，就是因为国家主义发达得过于偏畸，人民个性，差不多被国家吞灭了，所以碰着英、法、美等个性最发展的国民，到底抵敌不过。因为“人自为战”得功用丧失了，所以能胜而不能败。德国式的国家主义，拿国家自身目的做个标准，把全国人放在个一定的模子里鼓铸出来，要供国家之用，结果犹且不胜其敝。”
黄遵宪说梁任公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若论辞雄笔健，当世怕无人能与梁氏比肩了。这两本游历见闻，能见一二。
08
《北京城杂忆》
《未带地图的旅人》
《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
萧乾
萧老是蒙古族、北京人。1910 年生人，燕京大学毕业，做过天津《大公报》副编刊，二战期间是《大公报》驻英记者，是西欧战场唯一的中国记者，四九年以后，继续做编辑，还翻译了《好兵帅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和《尤利西斯》，在他那一辈报人中，勉强可说人生路没有大悲剧，熬过了十年浩劫，1999 年离世。
《北京城杂忆》语言俏皮鲜活，写北京的城墙、小吃、叫卖、各式小吃、年节民俗，每个章节都让人怀念，让人迷恋的“不是某地某景，而是这座古城的整个气氛“。看萧老的履历，我本以为是民国旧家知识分子出身，但其实他童年十分不易，遗腹子，寡母是文盲，他从小学三年级就半工半读。
《未带地图的旅人》是他带有自传性质的回忆录，讲了他如何从一个寒蔽之家，幸运艰辛，成长为闯荡世界的大记者。建国后，如同其他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崎岖坎坷的中年和改革开放后，又能重执钢笔的安乐晚年。
萧老幼年，经常靠变卖家用艰难为生，为了交学费和抓药，卖的最后一件家具是用来吃饭或者写字的小炕桌。“每次往外搬什么，我们娘俩就用恋恋不舍的眼光直直盯着看”。
他只有一位四堂叔读过齐鲁大学，还娶了一位美国女性为妻，在当时的中国算是很大的事，女方美国家里人的反对自不必讲，美国领事馆甚至出面反对。正是四堂叔和四堂嫂，接济年幼的萧老，还送他进了新式学堂，边上学边在各家报馆、书局做抄书、校对、杂役，甚至到教授门前推草坪，后辗转到各地各个大学求学，也得以结识了很多学者，比如在燕京大学时的新闻系教师埃德加·斯诺，在辅仁大学时的逻辑学教师英千里（其父是《大公报》创办人，而他的孙辈中有后来的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重孙辈中有导演英达）。
萧老一生中最为人知的一段，可能就是二战期间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员、战地记者的经历了。《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中，部分文章是他当年发自欧洲的现场报道重刊，既有从伦敦大空袭现场发回的通讯，也有对战时宗教人士、学生、战俘、甚至家畜生存状态的特写；在一场战争中也能体现国家的本质，比如加拿大政府在中日开战以后，对日出口增加了五十倍，矿业利润暴增，其借口是，如果他们不直接对日贸易，美国的主顾就会转售渔利。这些旧事，总能提醒我们不要迷信国家的道德。
其他一些文章是萧老在写书时的回顾与反思，如 1939 年二战开始的时候，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国际将这场战争定性为资产阶级战争，要求反法西斯国家党员在内的所有共产党员遵守党纪、反战、拒绝服兵役，而苏德战争爆发后，一夜之间，战争性质就成了反法西斯战争，“战争的性质可以随着一个大国的利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还有一些文章是他在八十年代初，重新探访欧洲的“故地重游”，看到战后四十年的建设，重回发展之路的富足社会，对比当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中国，联想他五八年、六六年的经历，觉得恍如隔世，不堪回望。
09
《蒋廷黻回忆录》
蒋廷黻
蒋廷黻是湖南人，民国时期的学者和重要政治人物。在哥伦比亚大学先修新闻，后学政治，终攻读历史，哲学系博士毕业。回国做过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学术专长是中国近代史；1935 年开始以学者身份从政，做过民国政府的驻苏大使、联合国代表、驻美大使等。
蒋出生于中等工商之家，家中以经营铁器为生。他出生那年，中国甲午战败，但彼时家乡邵阳地处一隅，根本不知道有这一大事发生，乡人们“既感不到满足，也感不到不满足，都过着和他们前辈相类似的生活”。
蒋幼年进私塾，读旧书以备科考，但他后来意识到“中国旧社会读书人利用考试求取功名，再以功名换取官位。为官期间，他们在坎坷旅途上体验人生，吸取经验”，等年深日久，阅历富足，有的人才能成为真正伟大的政治家。
一九零五年，科举废，蒋转去了长沙的新式学堂“小学部约有四百人，建筑现代化，木板铺地，还有玻璃窗”，“我们着制服，进教室”，“所学的科目是国文、数学、修身、图画和自然”。后来转入教会学校，辛亥革命后，通过家人和教会学校的美国老师，筹措到两百美金，十六岁的蒋只身赴美求学，先是半工半读，后来进哥大，直到一九二三年二十七岁回国。
这本回忆录或说口述自传原为英文，七九年译为中文，二零一五年在大陆出版，但作者仅写到抗战以前，因病未能完成，颇让人遗憾。
湖南确是中国近代开先气之地，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黄兴、宋教仁、蔡锷，为楚有才，时人有言，“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定为普鲁士”，也不算言过其实。
10
《叛逆的帝国》《对峙与博弈》
《染血的勋章》《和平的进击》
理查德·奥弗里
作者是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国家学术学院院士，二战史研究的著名专家。从《纽约时报》二战期间近十万篇报道中，选出了大约 1500 篇，按照时间顺序，集结为四本一套。
前线的记者们舍身忘我，或者后方的编辑客观中立，这些固然历史感强烈，但能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这场战争中，各个国家之间暴露无遗的“混乱不堪、错综复杂、充斥着尔虞我诈、背信弃义，以及痴心妄想”，“战时的盟友，因为新的危机，战后很快就成了敌人”，以及无处不在的审查，比如美国禁止报纸刊登本国士兵牺牲或者人们哭泣的照片，而那些最漂亮、最令人感动的、最貌似充满善意的语言，往往都是出自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外务省的喉舌媒体。
在纳粹执政的早期，1932 年，德国的学术界觉得，德国政局虽然混乱、无序、危险，但是人们“能够感受到一种稳定的力量，这种稳定的力量牢牢的制约着各类极端的行为”；1933 年，爱因斯坦放弃普鲁士国籍，声明“如果德国的情况不发生改变，就不会再踏上德国的领土”。
书中还包括了一篇林语堂先生 1939 年 11 月 12 号登在《纽约时报》的文章，其中有言，“摧毁现代文明的既不是机器也不是战争，而是将个人的权利屈从于国家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现代思想中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他说这话的时候，比一九五八年早二十年，比一九六六年早近三十年，比二零二二年早近九十年。
书中故意原貌收录了一些观点荒谬的文章，正好拿来关照当下。
11
《美国人—民主的历程》
丹尼尔·J·布尔斯廷
作者是美国历史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国会图书馆的馆长布尔斯廷。
这本书是“美国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写了美国内战前后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历史，这个时期涵盖了美国西部大开发、第二次工业革命，两次大战、讲的很细，而且主要是非政治而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服装、饮食，冷链运输，铁路、汽车、教育联盟，甚至冰箱的普及、电视的出现，玻璃窗户的广泛安装， 美国国内各地区之间的交流。
历史确实在细节中。你会发现所谓“民主社会“，并非仅仅指的一种政治的选举方式，而是在关键和生活和每个人融为一体，百货大楼里商品的统一价格、购物进出自由、非身份特权商品，才是开放社会的特征。
“新的文明把人们聚合到一起的新办法——越来越不靠信条或信念、传统或地域... ...而是靠他们需要什么，靠他们制造和购买什么，靠他们用什么方式来了解万事万物”。
一些今日平常的事物，在当年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每个穿着人类似的成衣，而不需要社区里的裁缝；1887 年梅西百货的广告打动着人群，“适合百万富翁用的货物，数以百万计的人都买的起了“。
商业天才开始出现，在没有信用卡的一百五十年前，有家表行的销售方案是，38 位顾客，每人每周出一美金，通过抽签，决定拥有手表的顺序，在今后的 38 周里，买到 38 块的手表，这样，走运的人，第二天就拥有了这件耀眼的奢侈品，而即使最缺运气的人，最多等上大半年，也可以把一块金光闪闪的手表，戴在手腕上了。
书中有不少的篇幅，讲西部大开发时期的美国，那个时代政策和民众，很大程度塑造了今日的国家性格，可以看出美国的个人主义，狂野甚至有时极端的个人自决方式，地方自治的传统是如何形成的。
这本书的结构，并非按照时间线来组织，而是分成若干主题，比如，新兴的社群，平等的消费，统计对社会的认知提升，城市的发展，生活质量的平等化，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财富的扩散，技术创新，如果套用中国史家的分类，我觉得可以算“断代分事体“。
现在通行的版本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刊行，是个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很老的译本，当时麦当劳的翻译是 “麦克唐纳汉堡包连锁公司“。盼有新译重出。
12
《北欧—冰与火之地的寻真之旅》
迈克尔·布斯 Michael Booth
印象里三联出版的书，封面做的这么有特色的不常见，蓝色的地子，外面罩了白色半透明的书封，配在一起，仿佛“站在透彻的蓝天之下，天地间仅有的声息是冰块发出宛若天籁之音的细微响动“。
作者是英国自由撰稿人，在英国应该颇受欢迎，人气很旺，也有不少作品获奖、拍成纪录片。他带着全家和岳父母生活在丹麦，可算北欧女婿了，于是把丹麦、冰岛（31万人）、挪威、芬兰、瑞典几个国家的旅行和同当地人交往见闻，写成此书，充满了对子族群文化和的分析评论，再夹以英式文化的幽默自嘲——“讨论北欧五国彼此之间的看法，有点像议论别人的婚姻——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一方对另一方的真实想法”。
行文也略有王尔德刻薄、毒舌：瑞典压制丹麦，“它基本上把丹麦的脑袋按在了抽水马桶里，英国和德国则排着队去拉马桶的手柄”，还有一些细微的比喻恰到好处，“斯堪地纳维亚的腼腆有很多层次：芬兰的人的层次是在长途飞行中遇到这样的邻座非常好，但是晚宴上遇到这样的邻座则不太好“。
作者除了英语外，会说芬兰语，他从语言学上，看到芬兰人有种“说到做到“的态度，芬兰语没有将来时态，所以要么已经做了，要么现在正在做。作者还努力发掘英国与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化相通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奇奇怪怪的饮食，比如鲸肉寿司、海鸠、熏海雀。
北欧的税负，显然也会被讨论到，“气候恶劣难熬、税负之重令人发指（丹麦人的直接和间接税负在 58%-72%之间）、收入平等而文化单一、社会氛围沉闷”，高税负也不是没有优点，个人尤其是相对弱势的家庭成员，比如子女、比如女性，得以从家庭的限制中解脱，转而依靠国家的供给，反而获得自由，难怪这里也是《娜拉》的故乡，女性敢于出走。
13
《现代日本》
克里斯托弗·戈托-琼斯
这是牛津通识读本系列中的一本，作者是位荷兰学者。日本与荷兰这两个国家之间相互研习的兴趣很强，在日本，一百多年前就有“兰学”为指代的西方研究，而荷兰直到现在都是西方对日本研究最为看重的国家之一，有点意思。
这本书除了梳理历史以外，讨论了两件事，一是称日本是“现代”的这意味着什么，二是“现代”在不同的时期，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对于“现代”，作者给出的大致框架，是“市场经济”、“代议制政治”、“科学技术发展”、“理性公民”、“多样化社会”，传统当然同样重要，但是“人们应该视传统为传统，而不应该认传统为真理”。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帝国的认同，加上巨大物质力量的积累”，以及对于进化论或说竞争论的极端认识，“把日本引向了一条道路，令日本企图通过向邻国并且最终向欧美的民主国家开战，来超克 (overcome) 现代性。” ，进而，当时的日本有一种观点，“将日本的传统（且不论是否由生造凭空而来）极端化，并断言这些传统较西方国家传统优越“，”西方国家制度将有可能污染并削弱日本”。
最近三十年的日本，一直在尝试“正常化”，但是作者认同用“日本的双生欠缺”来表达这种困境：一方面日本缺乏“正常”的能力，比如没有获得使用军队的法律机制和社会意愿；同时，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缺乏“正常”的合法性，在亚洲周边国家看来，它显然没有学会面对过去，正确认识历史，取得周边对正常国家才给予的信任。
历史错综复杂，这样一个日本，曾经尝试作为非西方国家的代表，在一战后的国际联盟设立时，推进种族平等，提出一项建议条款：“各国平等是国际联盟的基本原则，缔约国同意，尽快给予来自联盟国的外国公民平等、公正的待遇，在法条或事实上，皆不准以种族和国籍为由行任何形式的歧视”。
这样一条如今看来天经地义的条款，在巴黎和会上，由日本提出，由所有除美国之外的非欧洲国家代表支持，但终由美国拒绝写入正式条款，为了争取英国——担心自己的殖民地利用这样的条款反对歧视——的支持。至少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仅仅是力量先进，一点都谈不上“道德高尚”。
14
《创造日本：1853-1964》
伊恩·布鲁玛 Ian Buruma
今年读了两本这位作者的书，另一本是前面提到的《零年》。荷兰学者的历史目光，经常绕不开日本，可能是日本在比较短且比较晚近的时间，在 150 年间，走过了一个完整而清晰历史小循环：外压、内变、维新、膨胀、侵华、战败、受审、再起。不像中国，要站上五千年的高度，才能囫囵看个脉络。
1853 年是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指挥“黑船”，叩开日本国门的年份；1964 年，出生于原子弹爆炸当天的一名广岛青年，点燃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火炬。在这间的日本，不断地转向外国的某个京畿，向他们学习看齐，学习荷兰的医学，在明治维新的庆典上，天皇穿上欧式的大扣礼服端坐在普鲁士风格的御座上。
1873 年起，身体健全的日本男子都要在军中服役三年，这是他们多数人最早的西化体验甚至是教育经历，然后在军队中，读的书写的字，并不是福泽谕吉庆应义塾中的现代性，而是军队狂躁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宣传。“随着这一批人走向前台，（维新早期的）寡头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向来赞成强军而不是培养军国思想的山县有朋对此忧心忡忡，担心日后的战争将演变为东西方之间的种族战争”。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签订《朴茨茅茨条约》，却引发了日本国内暴动，抗议日本所获太少，冲击路障、殴打警员，游行队伍高唱国歌，批评政府软弱。如果你也觉得中国近代史中有类似的场景，说明你和作者的观点接近了。
有个自诩的独立知识分子，从今天已经改名的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著书立说，动辄喜欢引用《葛底斯堡演说》，认为俄国是个封建落后的专制王权国家，而日本才是朝鲜与满洲天然的主人，带来良好的秩序——强权者总是披上道德的外衣。
到了 1916 年，大正民主的拥护者所剩无几，像很多梦想破灭的德国知识分子一样，日本人开始认为民主混乱、自私、甚至腐化，对民主深深的失望。文部省在 1937 年，发布了臭名昭著的《国体的本义》，劝说日本人“舍弃小我“，在天皇身上寻找自身存在的本源。
30 年代的经济萧条重创了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而官方也全力打击大正年间的自由风气，用尽其极，“宣传机器的正式标靶是自由主义——也就是个人主义、多元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
1941 年，关于持受害者论调的日本报纸宣称，日本的生命线被 ABCD 四个国家限制了，即 A 美国，B 英国，C 中国，D 荷兰。到了 1945 年，随着麦克阿瑟专机一起抵达已经战败的日本的，还有将再次被”灌输“的民主，美国人说靠了三个 S 来实现，Sex, Screen, Sport。
50 年代之后的日本，在“和平宪法”与《美日安保条约》之下，依旧没有正常独立的国家主权，一系列的地缘冲突，助生了日本经济繁荣，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日本国内民众对日本“婴儿般依赖”美国的失落与抗议，以及一任任首相，以柔软灵活的身段，在日美国联合的必选之梏里，努力挽回日本战败后挥之不去的耻辱。
许知远在前言《作为方法的日本》中指出日本的问题，对于战争，没人真心支持，但也同样没人公开反对，“日本社会始终伴随着个人主义带来的紧张感，投入天皇的’圣战’反而让人感到轻松”。大集体的声音总是充满安全感的诱惑，很多人也甘愿与之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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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鬼记》
尚思伽
“史书停止的地方，小说就开始了”。这是一本小说集，作者尚思伽，皆取材于高古的史书，比如《史记》中的商君列传、《刺客列传》、《项羽本纪》，但并不写大家熟知的那个主角，而是很有“别传”的作法。
他写受商鞅新法劓刑的公子虔，以众生的视角看变法；荆轲之后再次击筑刺秦的高渐离，以生命唱悲歌；在乌江背叛项羽而又被项羽成全的吕马童，被悔恨缠绕终生。
无一例外，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结构很精巧，文字简单却有回味。每个民族都有英雄时代，“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这部小说中就充满了这些慷概倜傥之人的英雄气。
“人心普遍粗糙肤浅，非直截浅露刺激不足以有感，像晓岚这样精心制作一组玲珑的文字艺术品，当然难觅知音”。编者在序言里的评价是最好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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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遗产》
柯伟林 周言 主编
2011 年是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哈佛大学在那一年的十月底举办了论坛，这本书是出席论坛的学者演讲和论文集。辛亥年无疑是帝制中国与共和中国的分界点，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从那时起，中国开始对国际的政治模式感兴趣了。
论坛上，学者们有的引用梁启超 1921 年的观点说，“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禹以来的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局面；第三回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
有的学者把辛亥革命看作是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延续，切近类似的三个主题，即宪政民主、民族独立、经济平等。唯一可惜的是，辛亥革命之后，民族危机依旧严重，社会没有改革，民众生活较前更为低落，时人叹息“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正是这种意义和效果之间的差距，要不断的反思。
书中最好的一篇演讲，是余英时先生的《回首辛亥百年》，其中提到对于晚清，要区分“行政改革”（比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政治改革”，这样就可以看清楚，晚清没有什么所谓的“新政”，慈禧至死都不愿意放弃权力，“清末满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亡中国还是亡大清”。
他还批评了后来一些革命政党的发展，“任何政党都忘记了教训，更没有吸收教训，或者认为自己与教训是不相干的。再多的教训，我都是个例外。别人不能保持长久，唯有我可以万世不灭。”。
那一年，两岸都有纪念，各自的视角和观点并不相同，有时也能不以地域政治立场划线，台湾学者黄克武说，“过去三四十年来，台湾史学界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逐渐走出单一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重新审视辛亥革命的多重意涵和复杂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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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通史》
钱乘旦 许洁明
钱乘旦先生在前言中说，”文明对多数国家来说是异质的，不接受它不可能，接受它却又很痛苦”，“多数国家是 ‘派生型’或’触发型’，是被迫进入现代化的，其历史的自然进程被打断”。
且不说，有没有“历史的自然进程”这件事，我们总以为自己是那些“被迫”的若干文明之一，其实就算英国这样的“自发转型“国家，五世纪以前，被称为”不列吞“，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到来以后，这里才称为”盎格鲁之地（英格兰） – Eng’s Land”，在新的语言里，“不列吞”与“奴隶”可以互换使用。
文明总是不断竞争与演进的过程。历史中的相似，总是让人叫绝：1167 年，亨利二世与法国国王争吵，英国的学生由此不能进入巴黎大学。学校、知识、技术，一直都是国家的利器。
作者在每一章的后面都做了点评，有点“太史公曰”的意思。在议会改革那一章后面，作者说这段内容读者比较陌生，因为中国的教科书源于苏联，而苏联的教科书形成于上个世纪 30 年代，这一章发生的事，“违背了革命原理，因此就故意不写了”；
在工业革命那章的点评里面，提到英国的历史轨迹可以概括为：形成民族国家——克服专制权力——走向工业革命，以此对照，不知道中国的轨迹是怎样的，现在走到哪里了；
争夺世界帝国那章中，作者发问又自答，英帝国瓦解后，为何仍然留下一个英联邦，原因和英国的“自由主义”色彩有关，这一点也显著区别于西班牙帝国、葡萄牙帝国、法帝国以及俄帝国（甚至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还在极力反抗这一前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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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看似没什么共通点，但对我而言，不断出现的主题，第一是不同时代的人性如此相似，第二点却恰恰相反，相同时代的国家与族群又如此不同，国民的生活、对待国家的态度和对待彼此的态度，千差万别。
如果说“那些只研究过一个国家的人，最终一个国家都不了解”是对的，那么只囿于自己的人，可能连自己也会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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